「RT5」邀請本地藝術家黃榮法加入團隊作為研究員,回顧天台塾過去五年的工作同時追蹤參與者近幾年的個人成長和變化。藉此研究,一方面是溫故知新,為天台塾的未來發展提供方向;另一方面為同業提供一個示範,針對一般計劃成效評估沒有涵蓋的部份──人的生命轉化,去回看藝術教育的作用和影響力,為香港整體文化藝術發展的藍圖補上一塊畫面,也為機構的持續發展鋪路。

「RT5」有別於一般的評估方法,即於項目前先設計可分析和衡量的績效指標,並於活動後即時收集意見及進行評估。「RT5」是以更長的時間維度進行的創意研究,在天台塾成立的五年後與項目參與者進行深入訪問,從他們的經驗和意見評估天台塾項目構成的影響。「RT5」的成果以互動網頁形式發佈,除了上載人物訪問的精華文字,互動網頁還設有參與機制,讓一些這五年來未被訪問或網上教材的使用者反映他們的經驗。

先導訪問 ──小組訪問──同業深入對談
編輯/ 整理/ 分析:嚴瑞芳
編校:羅玉梅、鍾晧怡

第一階段是先導訪問,我們邀請了三位較長時間參與天台塾項目的受訪者包括:藝術家、老師和學員進行第一輪個人深度訪談,問題共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由天台塾成員設計,請受訪者就(一)互動與交流、(二)個人體驗、(三)藝術教育層面 及(四)評價天台塾四方面給予主觀分數,並分享原因。然而我們不以分數為目的,它只是一個讓受訪者回溯經驗的引子,幫助他們更具體地作出回應。

第二部分由藝術家研究員黃榮法與天台塾成員共同設計,針對受訪者的個人背景,讓他們分享對藝術教育、創作與成長的體會,並以此對照在天台塾項目的經驗。我們會提前把問題發給受訪者,讓他們有所準備。過程着重互動的對話,而不是一問一答的訪談形式。例如:

第二階段是小組訪問,以二至三人的小組形式包括:藝術家、中學老師、「亞洲種子」學員、「學學習」學員、前天台塾工作人員。

承接第一階段的經驗,我們改善了訪問的形式,在對談開首部分加插了活動相片,讓受訪者更容易憶起活動當時的畫面與過程。天台塾成員負責介紹各人的背景,促進更具有互動性的對話。過程中不只是訪問者單向發問,受訪者之間也會互相追問,甚至意見分歧;也有彼此回應和互相補充和延伸的地方。最後,我們更把第一階段歸納的重點,例如我們發現藝術家的創作理念與教育的理念相同時,於第二階段聚焦並作更深入的討論。

第三階段是與業界進行深入對談,邀請了對天台塾的工作有一定程度認識與了解的三位同業伙伴包括:亞洲藝術文獻庫籌募拓展經理、M+教學及詮釋助理策展人參與其中。我們期望在對談中能以更遠大的視角,檢視天台塾作為以教育為定位的民間藝術慈善機構的位置、角色與影響。我們先把前階段已整理和分析的圖文訪問內容,以及討論問題發給與會者,再在對談會中介紹研究方法、步驟、過程及分析,邀請同業作回應及討論。

不僅受訪者,過程中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審批員們給予的建議也提醒著我們項目的初衷。他們提到除了最後的分析整理報告外,分享「如何訪問」及「訪問過程」也是作為評估方法的一種可取的參考例子。另外他們又提到,訪問討論到的分享與經驗可否轉換成作為針對本地藝術教育體制所遇上的困難和問題的一種倡議。這些我們就算未必能完全達到,也希望在這項目中盡量還原他們在訪問中給我們的啟示。這次五年後的回顧,也是一場促進成長的深刻對話,在此感謝17位受訪者與3位同業伙伴。

名稱 參與項目 參與項目年份 升學學校 / 與教育相關的工作/背景
第一階段:先導訪問
1 鄧國騫 第二期「亞洲種子」 ,「日常邊界」參與藝術家。 2017, 2018-2019 藝術家,一九八三創辦人,香港藝術中心文化按摩師藝術家導師。
2 陳曉楹 第三期「亞洲種子」,「日常邊界」——「懶腰」聚會參加者。 2018 曾就讀香港中華基金中學,沒有選修視藝
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3 蕭錦權老師 帶領學生參與:「貳紙 —— 與大埔菲律賓社群的文化交流與藝術實踐項目」、「十四歲的世界與邊界」、「工二代迷你家譜 —— 小誌工作坊」。
推薦學生參與:第一期「亞洲種子」丶「學學習|人人故事盒」、「學學習| D.I.V.A.跨代創作工作坊」。
2016, 2017, 2021 前羅定邦中學視覺藝術科主任,現職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視覺藝術科老師。
第二階段:小組訪問
藝術家
4 王天仁 第四期「亞洲種子」參與藝術家。 2018 合舍創辦人、香港電台「好想藝術」主持、M+敢探號藝術家、香港藝術發展局審批員。
5 梁御東 第一期「亞洲種子」及「學學習」參與藝術家。 2016, 2020-2021 於香港兆基創意書院任教職(2019年至今)。
6 勞麗麗 第三期「亞洲種子」泰國遊學團觀察員;「學學習」參與藝術家。 2018, 2020-2021 生活館成員、於香港兆基創意書院任教職(2019年)。老師
老師
7 鄭映霞老師 帶領學生參與:「貳紙 —— 與大埔菲律賓社群的文化交流與藝術實踐項目」,「十四歲與世界與邊界」 工作坊。 2016, 2017 救恩書院視覺藝術科老師。
8 吳珈蔚老師 帶領學生參與:「亞洲種子」簡介會
推薦學生參與:第三期「亞洲種子」。
聖保祿學校視覺藝術科老師。
「亞洲種子」參加者
9 余健雄 第二期「亞洲種子」參加者,「學學習事件譜 II —— 逆 / 亦 / 弈」講座參加者。 2017 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系。
10 阮麗怡 第二期「亞洲種子」參加者 2017 現就讀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系。
11 陳卓慧 第四期「亞洲種子」參加者。 2018 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研究系。
「學學習」參加者
12 黎倩而 「學學習|空中媽咪」廣播計劃參加者。 2021 單親母親,已退休,喜愛K-pop、G Dragon等流行文化。
13 劉彤茵 「學學習|當年今日」參加者。 2021 《明報》文化版記者,擅長寫藝術展覽報導,也參與不同的藝術項目。
14 袁曉嵐 「學學習|後生者」參加者,「後生者_ 網上錄像演出」表演者 2021 從事形體、劇場創作及寫作
前工作人員
15 劉政熙 (筆名iicir) 透過「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實習計劃」成為天台塾實習生。 2020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於立場新聞開始投稿,第一篇文章為「學學習II——疫/逆/弈」展覽及藝術家講座撰寫回應文章。
16 李鎔錡 第二期「亞洲種子」日語翻譯員、日本遊學團隨團助理。 2017 現居愛爾蘭,從事藝術行政工作。
17 莊庭匡 第一期「亞洲種子」藝術家助理,越南遊學團隨團助理;「學習」及「日常邊界」項目經理。 2016 - 2019 現於香港設計中心工作。
第三階段:深度對談
同業伙伴
18 李潔欣 曾與Ruby Weatherall合編研究文章〈Learning from Artists: Mapping the Pedagogical Approaches of Four Artist Educators in Hong Kong〉,並以天台塾為其中一個個案。 2018 亞洲藝術文獻庫籌募拓展經理,其碩士論文研究視覺批判教育學和藝術博物館教育。
19 陳曰明 M+教學及詮釋助理策展人。
20 楊柏匡 曾參與多個天台塾講座,「學學習|人人博物館:給未來的自己」參加者。 M+教學及詮釋助理策展人。
編輯/ 整理/ 分析: 羅玉梅 編校:鍾晧怡、嚴瑞芳
藝術家對於創作信念和教育的信念是一致的

天台塾的工作坊從主題、內容到實踐的方法,基本上是由參與藝術家做主導的。箇中唯一的框架是要實踐「參與式學習」的理念,意思就是通過活動的設計讓參加者透過自身的參與去獲取藝術經驗,這經驗既可以是經歷一次藝術家的創作手法,也可以是對自身、他者或周邊環境的觀察與交流,甚至是以實踐作為知識生產的過程。不論是藝術家或正規教育工作者,他/她個人創作未必會直接成為教育成果的倒影,正如藝術家勞麗麗所言,「作品的呈現與教學一定有不同,不會完全重疊,語言和表達手法是有分別的。教育分享雖然能夠了解到藝術家的思考,但是當中不會直接表達創作背後的意念」。反之,教學與創作一致之處通常是藝術家對藝術所擁抱的信念與價值。例如在「學習習|保存期限──讓時間蘊釀出來」,勞麗麗希望「參加者有共同的經驗,同時每人的經驗都是獨特的」,就如其創作理念──「藝術家一定有自己的故事才會做出這個藝術品,而觀眾在觀看作品時,在作品上尋找自己感動的地方,而每人又會有所不同。」

在訪問藝術家鄧國騫的過程中,藝術家研究員黃榮法就其創作與教學提出一個很精闢的歸納,「無論是創作時如何去和其他人建立信任,或是如何與學生建立信任,甚至『一九八三』這個空間都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才能繼續運作;溝通正正很需要這種信任,而教育本身就是一種溝通,所以信任是最基本的一個元素。」鄧國騫補充「信任可以打開一些缺口,於我而言,藝術最能夠擁抱的是感受,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不用說那麼多的概念。如果你想製造一個裝置去捕捉某個氣氛,那就僅捕捉一個氣氛;想要處理一些物料,那便直接去做。」

藝術教育對於人有影響與否是時間維度的問題,影響也不一定於學習那一刻發生,可以是一種後覺。

不論是藝術家或是正規教育工作者,大致認同教育是一種長而遠的關係,至於理解與否又是個人的知覺。蕭錦權老師指出「真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在課程之內,而是發生在課時以外的事。高年級選修視藝科的學生只有十多人,老師對學生的關照並非在畢業時便完結。」縱使有參加者如陳曉楹因為參與了天台塾的活動而決定於大學選修藝術,但亦有不少人視天台塾的活動為藥引,啟發了他/她往後(一)在創作上的追尋;(二)對生活態度的改變;(三)觀看事物的方式;(四)梳理個人情緒的方式;(五)個人興趣與發展等⋯⋯例如參加者余健雄表示「天台塾啟發到學生的第一步,培養學生去觀察,而天台塾的實踐與經歷,一直都影響我的喜好,令我現在在文化管理系的學習與喜好都偏向工作坊和社會參與式藝術(socially engaged art)。」又好像參加者陳卓慧,她甚至不把這種影響視之為「教育」,而是「成長」與「啟發」。藝術家王天仁直接指出「天台塾或是『亞洲種子』與香港主流教育最大的分別是不用主流的時間維度去量度成效。」對於坊間的尺度,藝術家梁御東認為「若果要審視香港藝術有多好,應該是在產業外有多少人成為了藝術的觀眾,我認為這些東西是重要。」

因此,基於「藝術家主導的教育實踐」與「參與式學習」的兩大方針,天台塾的活動的影響與成效更加傾向慢性和非直接,影響力亦因人而異;比起知識,更深遠的是對參加者的意識,包括:生活態度、價值觀及成長上的轉變。因此「我們的時間缐」這個調查,或許就是通過對話去尋找另一種量度的方法。

作為一個由藝術家營運的機構,從理念、項目策劃到邀請不同媒介的藝術家共同實踐,都是圍繞藝術家作為中心。這個強烈的特性,令它有别於其他機構,又在主流教育顯得不同,甚至脫軌。

多次參與天台塾活動的鄭映霞老師表示:「參加完藝術活動後老師要花許多時間幫學生梳理與他們的關聯」。在傳統名校任教的吳珈蔚老師亦表示學生參與天台塾後面對很多掙扎,「因為天台塾種了這個種子在她身上,她知道了藝術可以是怎樣,但身邊大部分人都不明白你在做甚麼」。

對藝術家而言,天台塾亦有別於他們所合作過的機構,例如鄧國騫認為:「天台塾的計劃是organic的,不是以目標為本。雖然在中間亦會生成一些目標,但於我而言比較自然,而且實驗性很重。」勞麗麗對比與其他機構的合作經驗,認為他們「設定上有些較貪心,例如學生要有不同媒介的涉獵,這個框架就很宏大。相反「學學習」容納不同模式的交流,藝術家比較主導溝通,我覺得這樣比較理想。「學學習」的成果展覽也不用單一地符合某種模式去呈現,不需要貪心地呈現很多我們所做的東西,而是每個學生也有機會去展出一些東西。」勞麗麗補充:「我也不肯定只見過學生幾次,我要帶些甚麼給學生。在有限的節數中能做到甚麼?假設於學校常規課程中有更多時間,又如何做到收放自如呢?我也是不肯定如何去拿捏。」

總括而言,通過這次調查去回溯天台塾的教育項目,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特徵:(一)藝術家所教授的內容或議題有別於主流教育;(二)參與式學習的模式 ──着重經驗與過程而非成果;(三)跨界別跨媒界的面向(cross-disciplinary, cross-sector approach);(四)以人為本(human-centred)── 着重不同(difference),即個體的不同思想感受,並且嘗試通過人與人的溝通去建立信任與理解;(五)非由上而下的平等學習關係;(六)共學、共創與共享的群體互動模式;(七)去評分機制的標準,這都跟主流教育的操作與價值取向不同,或許這就是藝術家主導的教育的輪廓特徵。

天台塾作為一個規模極小的藝術團體,其特性也是其弱處。就過去五年的經驗,我們歸納出以下發展策略與可能的方向。

(一)連結
蕭錦權老師認為「天台塾不需被活動性質局限其核心價值,最重要的是連繫人,無論是藝術家、文化或者是不同地區的人。Networking或者是connecting 是視覺藝術科老師的弱項,學校的環境其實很封閉,少數很有心的老師會在空餘時間參加展覽的開幕禮,我想九成多的老師都不會這樣做。」

「亞洲種子」藝術家助理李鎔錡認為天台塾的弱處是在經濟和人力資源上,「人少雖然靈活性會比較大,但如果有些資助可以跟其他機構一起『pitch』,變相可以分散負擔,也可以加強天台塾與藝術圈其他機構的關係。香港有很多規模細小的藝術機構,很多時候營運數年就不能繼續營運,或者型態上都未有改變。如果天台塾能夠與這些機構有合作,或者能夠開拓到新的發展。」

(二)人本
參加者陳曉楹認為「雖然少人的學習模式步伐比較緩慢,但我希望天台塾不要變成多人參與的模式,當很多人同時參與時,關注的就不會是個體,而是要去考量一群人的需要。」

李鎔錡亦認為「天台塾在工作坊前後都會討論計劃有甚麼成功或需要改善的地方,亦會審視每一個參與者的意見,提出改善做法,過程中能看見對參與者、藝術家的尊重,不論是創作、想法、經歷都會尊重。我覺得這個做法是重要而且難得的,尤其天台塾不是大型機構。」

(三)實驗性
天台塾實習生劉政熙認為「雖然天台塾的活動連續性比較弱,但我想蛋糕店不會突然賣鞋,但是天台塾可以。天台塾能夠嘗試實驗性更強的計劃,計劃之間因為互不相干,所以可以更跳脫,這可能是個好處。」

(四)去中心化
黃榮法認為要「將天台塾抽離個人性的組織,變成一個更有組織性的組織。天台塾現在的限制是只有三個人,沒有一個類似制度或manifesto(使命宣言)的東西代表天台塾,變相能做到的事情很有限。將來可能有新的人對於天台塾的其中一個大目標──藝術教育,感到贊同,想加入天台塾幫忙,一起實現理念。有人的資源,金錢的資源的增長,變相就能令整個機構繼續運行和擴大。」

(五)制度化
黃榮法補充:「這不只是令到天台塾制度化,而是如何做出轉變。如何視天台塾是一個社群而不是機構,然後如何凝聚這些人去不斷幫助天台塾繼續成長、維生和給予意見。關於如何制度化香港最經典的例子是Para-site,如何將一個藝術家帶領的組織、藝術空間,變成一個藝術機構。你們覺得你們是否準備去有這些轉變?或者這些轉變是否你們想做的?」

天台塾是一個由藝術家嚴瑞芳、羅玉梅,以及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主任韋一空教授於2016年創辦的非牟利慈善藝術團體。自成立以來,天台塾一直以當下社會語境及亞洲歷史文化為脈絡,進行藝術家主導的教育學研究與實踐。

天台塾在2016年至2021年間,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包括:

(一)文化交流、國際連結
(二)工作坊
(三)出版
(四) 放映
(五)展覧
(六) 講座

除活動外,在2018年至2020年間,由天台塾與藝術家合作編撰的教件(learning kit)總計達21份。天台塾嘗試以藝術教育去締造文化價值,積極推廣參與式學習(engaged learning),從空間(社區作為學校),到行動(學習作為社區參與)的倡儀,天台塾嘗試衝破種種思想界限,實踐以教育推動社會變革的可能。以下是天台塾針對藝術家教育學研究與實踐的項目簡介:

(一)貳紙 ── 與大埔菲律賓社群的文化交流與藝術實踐(2016) 由藝術家程展緯帶領,與年青藝術家及大埔區內的中學生進行兩種以紙作為媒界的創作──「大埔區菲律賓人社區報」及「流動紙皮創作室」,從而了解大埔區內的菲裔族群,並進行文化交流。

(二)亞洲種子(2016-2018) 亞洲種子是一個跨文化藝術教育項目,提倡以當代藝術作為引線,串連亞洲近代的歷史、社會及文化議題,讓青年人有直接與藝術家交流學藝的機會,建立跨文化視野以及更廣闊的世界觀去了解自身與社會的關係。計劃包括藝術家駐留、藝術家講座、工作坊、亞洲遊學之旅、展覽及網上教材。項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藝能發展資助計劃」資助。 www.rooftopinstitute.org/asiaseed/

(三)學習(2018) 由藝術家鄭波及程展緯帶領,進行系列工作坊及教材出版。鄭波的《繪梯修》提出從野草的角度重新看待現代社會;程展緯邀請菲港學生進行文化交流,出版《每日一菲語》,透過語言的想像連結兩地。項目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www.rooftopinstitute.org/?page_id=631

(四)十四歲與世界與邊界(2017-2018) 日本藝術家下道基行在香港駐留期間於多間中學進行「十四歲與世界與邊界」工作坊。這是他一個長期創作計劃,曾經在日本、台灣和馬來西亞進行,通過工作坊的形式,打開十四歲的孩子對於生活與邊界的思考。香港十四歲少年的日常與生活邊界的故事在《星期日明報》連載。

(五)日常邊界(2018-2019) 「日常邊界」 是一個由工作坊和公眾參與衍生出來的展覽。兩位亞洲藝術家鄧國騫和下道基行通過各種形式的參與及在地探索,包括走進參加者的家居生活,或是進入學校通過工作坊的形式與中學生打開話匣子。下道基行除展覽外,更出版了《十四歲與世界與邊界》,以漂書形式,打破地域邊界,讓作品走出美術館。 https://www.taikwun.hk/zh/programme/detail/our-everyday-our-borders/197

(六)學學習:15個以藝術作為參與式學習的倡議(2019-2020) 項目邀請15位香港藝術家或團體設計一系列活動與不同社群互動,實踐以「學習作為社會參與」的可能。由15位藝術家及團體所設計的教案已編輯成可供大眾使用的網上教學資源。項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藝能發展資助計劃」資助。 www.rooftopinstitute.org/hokhokzaap/

編輯:羅玉梅
編校:黃榮法、鍾晧怡、嚴瑞芳
謄錄:麥巧兒

編按:天台塾並非因為針對正規教育而出現的民間藝術教育團體,它的工作既不是為了推翻/ 改革正規教育,又不視自己為正規敎育的補充劑,那麼它的教育其實是一種怎樣的教育?這種教育的作用是甚麼?對整個文化發展的意義和影響又是甚麼?

是次對談,由天台塾率先分享「RT5」的研究和發現,並以此作為基礎,邀請幾位同業,就以上提問作深入探討。

李潔欣(亞洲藝術文獻庫籌募拓展經理,其碩士論文研究視覺批判教育學和藝術博物館教育。下簡稱Crystal):今日如果我們要聚焦看天台塾與其他獨立藝團或正規教育的不同之處,我認為它是第一個強調「藝術家教育工作者」(artist educator)的重要性的機構。以前藝術家的教學比較像錦上添花的事情,並非大眾所認同的正規教育的一部分。天台塾是第一個機構強調「藝術家教育工作者」的重要性,當藝術家教育工作者這個概念愈來愈廣為人知,就會有更多人研究當中的意涵。在「RT5」研究計劃,你們其中一個重要發現,就是藝術家的創作實踐與教學的分別。很多時候,我會把藝術家的教學方式與他們的實踐或創作方法連繫在一起,如果不是天台塾提倡藝術家教育工作者這個新角色,令大家都知道這個概念的話,我們就不會意識到這些微小的分別。天台塾為藝術家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很多機會、空間和資源,以及集中討論藝術家教育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並且找出與他們的創作實踐稍微不同的教學方法,鼓勵更多藝術家自行探索擔任這種角色的可能性,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天台塾的項目是一種跨學科學習,比起我們現行的正規藝術課程更能擊中教育改革的目的和目標,做到終身學習和全人發展。如果以整體學習而非僅僅藝術教育來看的話,這是頗為重要的。天台塾最有趣的地方是跨代受眾(intergenerational audience)和跨代學習的概念。這是學校受課堂結構所限而未必做到的事情。坊間有很多不同教育項目,即使是亞洲藝術文獻庫(Asia Art Archive,AAA)舉辦的課堂,也是為特定年齡層、老師,或社群而設。我認為跨代學習模式很有趣,並且不常見於與學習相關的項目。

楊柏匡(M+教學及詮釋助理策展人。下簡稱Dicky):剛才聽到Crystal發言的時候,我就想到其實藝術教育已經發展了很多年。無論是西方社會還是亞洲城市,都有很多論述講述不同界別推行藝術教育的方法。現在大家倡議一個角色叫「藝術家老師(artist teacher)」或者是我們經常說的「藝術家教育工作者」(artist educator),因為藝術家教育工作者與藝術老師(art teacher)或有教職的藝術工作者(teaching artist)最不相同的地方,是他們如何將課室化為創作空間,以教育的方法作為創作實踐,反思其實教育是甚麼一回事。所以我見到的是,今天這個年代做藝術創作有無限多的方法,其實教育的方法是否也可以隨之而改變?而透過藝術家的參與,在教育的脈絡底下,是否能衍生出無限的教學方法?有更多不同的面向和派別?不再侷限於藝術或教育,而是透過藝術家教育工作者這個角色,尋求兩者的共通點。如果藝術教育仍然採用根據學術範疇施教的框架去理解的時候,好像還沒有那麼快能找到出路。

黃榮法(藝術家兼「RT5」計劃特邀研究員。下簡稱Morgan):剛才我留意到Crystal提到關於跨代受眾的事情,我覺得有一點回應到Dicky剛才說的論點。當藝術家教育工作者教學時,教的不是特定的技能或針對某個群體施教。他們其實背後有個理念,而這個背後的理念可能與他們的藝術理念相通,讓參加者看到他們的世界觀。所以與藝術老師尤其不同的是,因為後者要有一些特定的技能,可能要針對某個年齡的人,他們才會有這個需要學習這些技能。而藝術家教育工作者會以比較哲學的形式透過教育項目傳達訊息,當中涉及的可以是一些通用技能,可能是學習了某種思考的方法,然後應用在不同的面向,不論是生物學家,還是建築師,這些想法都能用於每個人的生活實踐當中。

羅玉梅(藝術家兼天台塾聯合創辦人。下簡稱Mui):剛才Morgan說得很準確,我們在推行藝術家主導教學(artist-led pedagogy)的時候,不是關乎技能,也不是關乎當中的內容,所以無論你製作了多少內容為本的教材套之後,就會發現教材套對人的影響是有限的。譬如老師會像抓藥一樣擷取合用的內容,但其實他用不用得着,或者是覺得是否合適,他對藝術教育的想法可能沒有改變過。

嚴瑞芳(藝術家兼天台塾聯合創辦人。下簡稱瑞芳): 我們經常說藝術到最後只是個起點,我們追求的是當中的學習。我也沒有想過Crystal說教育改革和全人教育的那一點,我想藝術就是應該發揮這樣功能,就好像「RT5」受訪者Gloria老師所說,藝術不是一個學科的事情,而是一個整體,如何將藝術教育融入普遍的學習當中。

Crystal:在我做Hong Kong Art Timeline的研究時跟香港大學的官綺雲博士談過關於項目長度的問題。她說:「那短暫的事情有甚麼意義呢?」我覺得這很有意思,深思後得到了啟發,覺得短期的項目並不是一個問題,因為如果你教授的事情不是實質內容,而是學習方法,那項目長短並不重要,只要能夠傳達這個訊息。學習並不是線性的過程,學到的東西終有一日會用得着。所以在某程度上而言,我認為這並不存在掙扎和矛盾,而是件好事。如果你想項目有一個時間表或者想鞏固學習,那你只是硬將學習放進框架內,就會將其變成正規教育一般。

Dicky:我同意剛才Crystal所說,有時候我們都會說笑,說藝術好像一個宗教。當你創造一個新宗教的時候,應該也會預計不會有那麼多人使用,在短時間內未必所有人會完全相信它的價值。剛才我聽Mui說的時候,想到「RT5」裡面的其中一位受訪者蕭老師,他說透過天台塾的活動,雖然他只是作為協作者安排學生參與,但他也會因而反思自身。我曾經在一個講座裡聽到一句說話:「監獄裡是沒有鏡子的,而當我們能夠成為一面鏡子的時候,其實很珍貴。」所以我很快就想,藝術家可能在開始的時候不知道自己要做甚麼,目標還不是很明確。譬如王天仁、鄧國騫都是曾經與Rover(按:M+ 敢探號)合作的藝術家,我有時候覺得項目的本質就應該是這樣,本質就是不太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其實我反而覺得這就是一種哲學思考,並不是說我們是誰,來做一個甚麼工作坊,而是擁抱自己,「啊!我真的不知道在做甚麼,試一下吧!摸石過河吧!」在「RT5」的研究裡,經常提到天台塾要不要制度化,用一個系統化的方法推行。其實回顧很多體制歷史,一開始的時候大家都不會形式化、專業化或標準化一些事情。突然有學院出現後,就嘗試用很多概念、詞彙和原則將它們變成一個課程,學成以後就必定會獲得這些知識。到了二十一世紀新的教學方法,說的就是「拒絕哲學就是哲學本身」(rejection of the philosophy is the philosophy itself),我覺得這個過程是必經的。天台塾現在想要一個更清晰的框架,但天台塾一直給我的感覺雖然是可以隨意轉換,但過程中很強調創造性,這是為甚麼我覺得教育不會死,會有機地發展下去,令外在和內在的學習持續發生,這才是最重要的。

陳曰明(M+教學及詮釋助理策展人。下簡稱Joego):剛才Dicky說到持續學習,我覺得藝術家的能力提升也是重要的。我看到好幾位藝術家,無論是王天仁、梁御東或勞麗麗都說項目為他們提供了一些空間,令他們覺得自己可以做到。我覺得這種「敢教」(dare to teach)、「懂教」(knowing how to teach)和「想教」(thinking about teaching)不是你去教育學院完成一個課程就學會。藝術家教育工作者必須要透過實踐學習(learning through practice)去融合創作與教學。這是因為你們做了很多功夫才能創造的空間,藝術家才有那個彈性練習和實踐如何成為藝術家教育工作者,我覺得這是很厲害的。

另一點我想提出的是關於民間藝術教育和我們所謂主流藝術教育的張力。我相信我們心目中的主流藝術教育大多指中小學教育。雖然我們剛才的對話裡好像認為天台塾比較好,藝術家主導教學比較好,藝術家教育工作者可以帶來藝術老師做不到的事情,但是體制是改變不了的。你可以進學校教授幾個學期,舉辦完活動就離開。正如Dicky所說,是不是這件事就沒有影響呢?並不是,但我覺得這種張力是很值得拿出來討論。雖然天台塾近期的項目,例如「學學習」、「又係藝術家又係阿爸阿媽」,已經不是關乎老師和學生,而更加是社會大眾,任何想經驗一次藝術學習的人,或者是想知多一些教育的人。是不是這種狀態之下,天台塾的理念可以去得更遠呢?

Dicky:剛才Joego提到張力,我想澄清一件事情,就是主流教育裡是有不主流的地方的。也就是說,這個世界不是有「非常老師」這回事嗎?我們不要把主流教育和民間教育放在不同的位置,其實主流教育裡面都會有主流老師和非常老師之分,「RT5」的訪問的老師明顯是非常老師。今天在主流教育和非主流教育的分野已經開始消弭的時候,加上疫情也催化了這個消弭的過程,你會看到現在很多小學老師都說半天課堂其實也不錯,將所有課堂早上完成,下午就可以自由活動,做其他不同的計劃。所以我看到有很多研究已經醞釀發佈,一些國際機構也在發佈對學校教育的重新定義,以及未來學校的面貌。

回到Joego說的第一個點,關於藝術家的能力提升。我突然想起你們的那本小書《又係藝術家又係阿爸阿媽》,裡面舉了一個例子就是「無知教師」,我去了看那本書,然後發現「無知教師」(ignorant school master)對照的就是「學習專家」(learned master)。有時候我覺得「無知教師」的長處就是以誠懇的態度與人交流,可以真實地說「我不知道,你覺得呢?」藝術家很多時候不靠言說,而是透過直接將理念實踐出來,告訴大家藝術家不只是思想家。

鍾晧怡(天台塾項目經理。下簡稱Joey):剛才說起無知教師和藝術家教育工作者,我愈來愈覺得或者至少在同業的眼中,天台塾主要的對象其實是一班藝術家,一班想嘗試,或者我們想邀請他們嘗試接觸教育的藝術家。項目的參與者則可能是次要的,一來因為人數少,如果我們影響了藝術家,而他又接着又有更大的影響的話 ⋯⋯你明白我意思嗎?

Joego:我明白。也就是說如果這個世界多一個好老師的話,這個世界就會好一點的意思。

Joey:對。然後我覺得「無知」這個狀態是很困難的。一旦一個人知道了一點,就回不了無知的狀態。如果說藝術家和教育工作者本身是兩個角色,現在我們好像希望藝術家教育工作者做到某部分老師或者教育工作者要做到的事情,要表達清晰,說出來的事情要令人明白。但藝術家一旦有了這個技能,就不再無知了。一旦他覺得自己是個教育工作者,他就回不去純粹是藝術家的狀態,可以上課前喝酒,可以講粗口。但可能參加者覺得最珍貴的就是這個藝術家會與他們喝酒和講粗口。所以天台塾可以如何繼續提升藝術家的能力而不會讓他們失去「無知」這個狀態好像很困難。

Dicky:我想引用一位大學影響我很多的老師,黎肖嫻教授的一句話。一次我跟她聊天,她跟我說:「我們藝術家不談烏托邦,不談目的地,我們說的是下一步。」所以我想「無知」的意思不是要想像美麗新世界是怎麼樣,而是每一刻來到你面前的時候,你去回應。這個就是許寶強所說的如何讓學習發生。所以「無知」就是不斷想下一步,對我來說就是好奇心。

Mui:我覺得在天台塾的經驗裡印証了非學校情境(non-school setting)的重要性。藝術家有沒有保持那種對教育的想像,那種純粹,非學校情境很重要。進了學校其實很多事情都會改變。例如梁御東他參與天台塾項目的時候,還未開始教書。現在他在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教學,仍然會懷抱理想希望能夠與學生多一點日常的交流,但在學校做不到,因為他要顧着學生有沒有做應做的事,例如交功課之類。

Morgan:剛剛說到如何做一個「無知」的教師,如果「無知」不是說要像烏托邦一樣,而只是思考下一步,這事情其實很講求有多少機會可以讓藝術家去嘗試。如果我做完一個工作坊之後,要等十年才能做下一個工作坊,就變相沒有了實踐,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要依靠失敗去學習下一次如何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有更加多這些機會在不同機構出現的話,或許可以幫助整個藝術發展的生態。

Joego:我很同意剛才Morgan所說的。其實很多機構都喜歡找藝術家合作,但他們的方法是分判的形式,例如今次主題是環保,有二十人,要做六堂,六堂之後我要四件成品,然後要有一個展覽。那其實藝術家也會說好的,他們會做到,但明顯做不到我們剛才所說的提升能力,或者給予空間去嘗試的狀態。因此我也在想,天台塾要發展甚麼能力呢?如何告訴大家藝術家主導教學的好處或者如何欣賞這種教學法,是否要告訴資助者或觀眾,思考或享受藝術不止一種方式,人與人的交流也包括在內,不是見到一幅畫才是參與藝術,對話、經歷也可以是。其實博物館就是正正被不同的資助者,還有評審委員評估他們在做些甚麼。但計算人頭是反映不了質素的,某個活動參與者人數比你多,但他的活動質素比較差,那怎麼衡量?所以博物館曾經有一段時間就是推出了很多我們所謂的衡量影響的方法。如果採用普通的研究,就是天台塾五年來花費了多少錢?每筆錢用在了多少個人頭?做了多少節活動?但這不是我們覺得棒的地方,棒的地方就是天台塾影響了甚麼人,這些影響以甚麼形式呈現在大家面前,我覺得天台塾可以為其他機構樹立榜樣,說明是可以這樣,可以使用這種方法作量度。我覺得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Morgan:我想補充一件事情,這跟剛才說的事情不是太有關係,但還是想補充一下,就是為何我們會覺得藝術教育這是一個學科的事情呢?這個跟「RT5」其中一個受訪者蕭老師的想法類似,他指出中學藝術教育很快就分流了,到了中三的時候,要麽可以讀藝術,要麽就不讀藝術,完結跟藝術的關係。這樣其實也令藝術教育變得很邊緣化。所以從更高的層次看,其實其中一件要影響的事情就是如何影響整個教育制度,如何將教育擴展到長期進行,這好像也是天台塾現在做的事情,去涵蓋不同年齡層的人。

Joego:這個我也超級同意。看完「RT5」研究,我的感覺是很多我們能夠找回的受訪者也是老師和學生,特別是學生他們處於轉變的階段,而老師則是積極觀察周邊學生的人,大家都在不斷轉變。我很壞地想,在其他人身上,那個影響是否存在?還是因為受訪的人他們很留意自己或周邊人的轉變,所以感受特別深呢?我其實是有這樣的疑問的。而長遠來看,獨立藝團經常處於缺錢的狀態,因為我們只有一個資金來源,就是政府,如何令機構運作有可持續性? 如何令整體社會都欣賞多一點文化藝術的社群?很務實地說,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思考的事情。

Morgan:關於資助的事情,某程度上「RT5」的研究成果,除了用來講述我們的發現以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去說服我們的資助者。資助者可能是藝發局或民政事務局,還有其他潛在的資助者。如何令他們知道支持藝術,除了購買藝術品,舉辦展覽,還可以這樣。

Dicky:我也想有補充,就是剛才跟大家說如何在香港社會裡創造需求,我的想法是如果我們依靠一些香港很核心的資金來源,其實我們一定離不開要補足體制教育的狀態。

Mui:今天我們討論了很多不同層面的東西,我自己很難消化。到這一刻我還是覺得天台塾在我腦海裡不是很立體,不知道是否因為我自己就是天台塾的其中一員。我覺得最難的就是了解自己究竟處於哪種狀態。在整體藝術發展裡,這種非體制的教育究竟在發揮甚麼樣的作用呢?例如M+或者AAA,AAA明顯是在支援老師,將主力放在了老師身上;M+也做了Rover進駐學校。如果天台塾不找回十七位被訪者傾談,也許不會發現原來我們做的事是真的有影響,原來那種影響是掙扎,原來那種掙扎是有價值的,因為總比不掙扎好。很多民間藝術團體,說真的可能多做幾年就會倒閉,一來沒有資金來源,二來不知道自己的定位是甚麼,所以我仍然很想知道那個定位。因此最後,還是想聽聽大家意見,你會如何形容天台塾呢?

Joego:不如我先說吧。我覺得今天最深刻的就是我仍然不知道天台塾是甚麼。因為我覺得今天說的很多事情跟很多民間藝術機構有許多重疊,那種掙扎是重疊的。唯一不重疊的地方是我會將天台塾視為一個創作人的反思,反思會用很多方式展示出來。正正因為幾位走在一起,你們都有一些創作的背景,有創作的學習經歷,所以我會將天台塾視為幾位的一種反思,對自身反思投射出來的結果。

Dicky:我覺得今天的多元聲音很重要。在整個討論裡面,我想在座各位都相信某些共同的價值,但同時我們的觀點也很不同。第二件我想分享的是,體制機構是跟社會互動的。天台塾是香港這個城市裡面是其中一個樑柱,而這個樑柱扮演着支持我們一代人發展的角色。民間和體制,是否只是一體兩面呢?還是同一件事情呢?很多機構雖然說自己是民間,但同時也見到一些機構的實踐在當中。

Crystal:我有很多想法,如果真的要從宏觀的角度看,在藝術教育中,你們是創新者,好像在發明新的方向,或者在實驗藝術教育或整體教育未來發展的路向。對我來說,思考「社群作為機構」可以是一個出路。

Morgan:我剛才提及了很多事情。不過要回應的話,我會回應剛才Crystal說天台塾作為「社群」的概念,即是有甚麼人來到,就組成了天台塾,可以解散,也可以加入其他人,整件事是很流動。

瑞芳: 我覺得大家的意見都非常好,我想到的關鍵詞是「分享」。即使我們邀請藝術家成為教育工作者,其實也是透過教育或工作坊分享他的實踐。或者他做完以後不覺得自己是教育工作者,他只是分享自己創作的方法。換個說法,就好像Joego所說,分享是不是一種反思呢?

對於天台塾我自己的想法是,我們特意不為其定義,因為如果定義就框死了事情。我們想持續討論我們的弱點、未來何去何從,這是我想持續發掘的事情。

Mui:我覺得今天印象最深刻的是「天台塾作為社群」這個概念。我會立刻想像這個社群有甚麼人呢?如果天台塾作為機構聚集了一班創作以外很想有機會嘗試教育的人,那這個社群就是藝術家。這個形象其實也很鮮明,很多藝術家也表示曾經與其他機構合作,但他們會覺得天台塾的自由度相對大。可能是營運天台塾這班人本身就是藝術家,那個想像或設定本身就是一個藝術家的想法,所以比較容易結合。因此我自己會想像這個社群是一班藝術家,如果大家都是持份者,我覺得挺好的。

Joego:過去幾年我們也思考很多身分認同的事情。一個社群會有自己的身分認同,Morgan也有提到,其中一個目標可能是關於藝術教育的認同,對於藝術家作為教育工作者的嚮往,那這個社群還有甚麼身分認同,令這個社群能夠凝聚,可持續發展呢?

Morgan:某程度上就好像把一個機構變成合作社,營運時採用合作社的形式。合作社說的是凝聚力,而不是說一定要十個人一起行動那種。

訪問:黃榮法、羅玉梅、鍾晧怡、嚴瑞芳
謄錄:陳曉慧
編輯/ 整理: 羅玉梅
編校: 鍾晧怡、嚴瑞芳
天台塾是?
「關於天台塾的關鍵詞我會想起『人』,以及人如何成長。」
──鄧國騫,藝術家

鄧國騫(騫),第二期「亞洲種子」參與藝術家:關於天台塾的關鍵詞我會想起「人」 ,以及人如何成長。無論是「亞洲種子」、「日常邊界」或是《事件譜之又係藝術家又係阿爸阿媽》皆觸碰到人的成長。尤其是《事件譜之又係藝術家又係阿爸阿媽》本身就是在談論成長,藝術家各自的成長就是他/她成為了父母親,如何教育下一代。

蕭錦權(蕭Sir),中學視覺藝術老師:天台塾的活動是不停變化的,並非每年如一,是個在不斷成長的藝術教育機構。一般的機構比較關注教授不在學校課程中的內容,尤其是媒介的技巧,而天台塾的工作坊和活動着重的是經驗和交流,是在學校裡得不到的經驗。「14歲與世界與邊界」中的日本藝術家下道基行到訪學校,學生寫下自己的故事,但他們未必認為自己在製作一件藝術作品,而是在結識來自日本的新朋友。

下道基行(前排戴帽者)在第二期「亞洲種子」駐留期間,在惠僑英文中學進行「14歲與世界與邊界」工作坊。

莊庭匡(Jaime),第一期「亞洲種子」藝術家助理;「學習」、「日常邊界」項目經理:我覺得天台塾好的地方是不會流於技術層面上去完成一件事。天台塾的定位是針對對藝術經驗好奇、想繼續進入藝術的人,不是香港藝術機構之中常見的。很多香港藝術機構都是「學院派」,不然就是很「家庭式」的經營,多數是這兩個極端,而天台塾剛剛好定位於兩者之間,令社群慢慢於藝術方面進步。

天台塾對我/他/她的影響

梁御東(Ocean),第一期「亞洲種子」及「學學習」參與藝術家:在「亞洲種子」越南遊學時,我發現當地不論是當代藝術或手工藝的藝術家,他們的交流都頗密切,不是因為style,所謂臭味相投才一起。例如Nguyen Trinh Thi(第一期「亞洲種子」的錄像藝術家)連結了做社區參與創作的Tran Tuan (越南遊學之旅的領隊),Tuan又帶我們拜訪了用越戰遺下的子彈殻做花瓶的工藝藝術家Nguyen Van He,他們的創作完全是南轅北轍。因此參與「亞洲種子」之後,我的心態也產生了轉變,會想看見更多跟自己不同的人。 至於「學學習|傷痕紀事」對於我來說是一個放任的經歷,多得你們照顧我,能夠在限聚令的情況下,在城市中四處遊走。而能夠實踐創作以至教育的工作坊,它的發生有時會令我有震驚的感覺,有感覺到你們肯和我一起癲。「噢,做到了!」覺得又成長了一點。

梁御東設計的「學學習|傷痕紀事」是一個實驗旅遊工作坊,藉着登高與社區漫步去記錄自身與城市生活的傷口。

勞麗麗(麗麗),「學學習」參與藝術家,第三期「亞洲種子」泰國遊學之旅觀察員:「學習習|保存期限──讓時間蘊釀出來」令我比較有信心做這類工作坊。比較以前的經驗,這次更能完整混合自己的創作和教學,因此亦增強了對做藝術家教育工作者(artist-educator)的信心。在工作坊與一群中三學生的相處,看到耕作收成為他們帶來很直接的開心,在他們身上我再次見到「初心」。

勞麗麗的「學習習|保存期限──讓時間蘊釀出來」工作坊,藉着跟生活唇齒相連的食物及耕種,結合文學和科學知識,引導學員進行文字及影像創作。圖為麗麗與學生在維多利亞鄧肇堅官立中學的天台農圃耕作。

王天仁(天仁),第二期「亞洲種子」參與藝術家 : 合舍開了不久就參與了「亞洲種子」,這次活動令我反思社區連結是否能夠離開香港,衝出亞洲,甚至到達全球。「亞洲種子」這個項目時間比較長,逗留外地的日子亦比較多,接觸當地藝術家時,不只學生有成長,我自己也在學習。例如在台灣遊學旅程中,探訪了那些藝術空間帶給我的啟發是挺大的。

在第四期「亞洲種子」的台灣遊學之旅,天台塾團拜訪了藝術家李俊陽的家居工作室,那裡全是他的風格壁畫、民間手工藝品、宣紙畫、電影海報畫和樂器。

劉政熙(Rico),天台塾2020年度實習生:我在天台塾的時間不長,主要參與「學學習」工作坊,印象比較深是梁天尺的「修身」與梁御東的「傷痕紀事」。我觀察到有些參與的藝術家本身都不是做社區藝術,或者面向群眾的藝術形式,他們將自己以往的藝術創作轉化成能夠與群眾交流的形式。例如梁天尺,他本身是從事劇場的,但如何將身體、以往積累的知識帶給沒有接觸過形體的人,這個轉化是藝術家精煉地做成的。這是天台塾帶給我一樣很珍貴的東西,藝術家的「自我」(ego)不可以很大。

梁天尺「學習習|修身」工作坊透過身體訓練,讓學員對自己的內在進行省思。

李鎔錡(Yoki),「亞洲種子」藝術家助理: 我本身是喜歡計劃的人,喜歡緊貼計劃,做到訂立的目標。天台塾的計劃是比較曖昧的,每一次的工作坊都會有少少變化去遷就當時的進度或參與者的想法。在天台塾幫忙期間與之後,我對自己放鬆了。例如不一定要明年就去外國,其實遲一些也可以;真的很累的時候,減少逼迫自己;真的不想做某些事的時候,夠膽說出來,懂得為自己的情緒發聲,我覺得這是生活態度上的變化。現在回想,是天台塾那段時間改變了我的看法。

天台塾在第二期「亞洲種子」以公路旅行的形式遊學日本四國(粉紅色路線),每日更以廣播的形式,分享學生對日本與香港的文化比較、觀察與發現。

陳曉楹(Janet):參與「亞洲種子」影響了我處理思緒及整合想法的方法,我深刻地記得工作坊時做過一個短片,就是訪問我的媽媽。我們先前經歷了關係不好的時期,我在那時亦有比較負面的情緒,藉着這些記錄,我能夠真正了解自己當時的狀態,並重新整理自己的思緒、情感及各類問題。直至現在我亦會用這些方式去幫助自己去反思之前的經歷和自己的想法。

第三期「亞洲種子」的主題是「偶然」。泰國藝術家Arin Rungjang讓學員從自己的家庭歷史出發,發掘家庭與城市和社會偶然牽連或必然相關的歷史,揭示在大歷史中隱藏的故事。圖為Janet訪問媽媽的錄像截圖。

余健雄(阿紅),第二期「亞洲種子」參加者:在工作坊中有跟隨藝術家導師去影相、做創作 ,當時覺得過程很「過癮」,而觀察的過程與人類學相關,現在在大學仍然能夠運用到這方法。雖然當時只是覺得「好玩」,現在回望就覺得會影響到我觀察的方式。

陳卓慧(Banana),第四期「亞洲種子」參加者: 我現在於外國當交換生,都算是一種旅行。想起「亞洲種子」台灣遊學之旅,天仁去旅行的方式,就是穿着一條褲,褲子裝滿必需的東西便出發,我覺得這樣很有趣,也會想自己能否這樣做?旅程中去了台南的某間博物館,裡面不能用手機,只能用紙筆記錄,現在我去博物館時就會想我能否再這樣做?

天仁對於我來說是一位精神導師,對於我的成長影響比較大,他令我反思我在過怎樣的生活,我在做甚麼?我該如何參觀藝術館?如何過每一天的生活?

阮麗怡(Queenie),第二期「亞洲種子」參加者:天台塾的影響對我來說是一種潛移默化。因為在活動中需要在街上撿垃圾做藝術品,對我來說是挺瘋狂的,無論作為一個創作的原材料或概念。天台塾令我在創作上變得大膽和更努力嘗試去做到自己腦中的概念。

黎倩而( Cindy媽媽),「學學習|空中媽咪」參加者:參與「空中媽咪」令我覺得人老心不老,個心「囉囉攣」想做broadcaster。工作坊時要訴說作為單親媽媽的經歷,我覺得兩言三語已經可以講述完畢。透過藝術創作其實已經可以消解痛苦,我認為痛苦有很多消解方法,但我不太喜歡説以前不開心的事情,較喜歡分享現在開心的事情,不開心的事情留待自己慢慢體會。

「學習習|空中媽咪」由藝術家何穎雅(易拎)主持,以一對一的形式與單親媽媽談天說地,東拉西扯。圖為易拎及Cindy媽媽在逸東酒店錄音室進行網上廣播。

劉彤茵(Venus),「學學習|當年今日」參加者:作為記者,我平日寫作跟讀者是不會有交流的。在「當年今日」第一次嘗試做講座式展演(lecture performance)令我很有感觸,一來是自己寫的內容很沉重,二來是對方即時收到我的訊息,這種即時的交流與分享跟平常的聊天不同。聊天可以變藝術,但不是所有聊天都是藝術,講座式展演有很重的儀式感,因為我們有練習用不同方法將聊天昇華。這次經驗令我嘗試創作,不再只是旁觀者。

袁曉嵐(阿嵐),「學學習|後生者」參加者:在「後生者」,我要用Zoom去做一個現場的錄像表演,當時我在街頭上,閱讀我寫的文字,我會思考在另一邊聆聽的人會否從我的聲音,聽到我的呼吸,以及我所身處的街上的車經過的聲音?雖然現在回望會覺得當時做得不夠好,但這是必經的過程,做的過程才是學習,沒有包袱地嘗試新的事物,與一班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研究、討論和實踐。

蕭Sir:當學生接觸校外的人,我發現他們的表現令人驚喜,因為他們有了這些經驗,會變得更為外向,更大膽勇於表現自己。我不會說全因是天台塾的活動而令學生有如此轉變,但天台塾的活動確實賦予老師機會,可以看見小朋友的另一面。

另外,他們的世界觀會更大。普遍而言,我們(中學老師)能夠連結的多為本地藝術家,所以學生能夠接觸的圈子不大。「貳紙」令他們接觸到菲律賓藝術家,「14歲與世界與邊界」認識了日本藝術家下道基行,加上有些學生參加了「亞洲種子」的交流團去了越南,這都令到他們的世界突然變大了許多。

在第一期「亞洲種子」遊學越南的旅途中,天台塾團參觀了在當地被稱為「鬼城」的安邦村墓地。這地方揭示了戰爭對國家的影響所導致的社會現象──許多市民逃離戰爭並流亡海外,他們把錢寄回鄉為他們的祖先和未來的自己建造混合宗教風格的墓地。

我之前任教的學校在大埔的一個角落,就算學校有不同種族的小朋友,但整體而言小朋友很少踏足九龍和港島區。天台塾的辦公室在灣仔,學生由大埔去到灣仔並非一件易事,乘車時間需要四十五分鐘至一個小時,這件事令他們不會困足於大埔。

鄭映霞(鄭老師),中學視覺藝術老師:一般傳統的視覺藝術課都是教他們一幅畫作「畫得靚唔靚」,學生會緊張這些。但是參與天台塾活動後,已經不止於是漂亮與否,而是探討你想表達的信息。沒有一個課程是所有學生都喜歡的,但是多了不同類型的課程,會多了學生享受這些課堂。例如平時不太說話的學生在「貳紙」活動中竟然願意訪問菲傭姐姐,真是天大的突破。

由藝術家程展緯帶領的大埔菲律賓社群文化交流與藝術實踐項目「貳紙」中,學生用廣東話來設計菲律賓語 (Tagalog)的圖文讀字卡,並運用字卡與外傭對話。

日本藝術家下道基行與學生討論他們「十四歲的邊界」在哪裡,我是想像不到學生能夠說出這麼多邊界。過程中我覺得很有趣,視覺好像佔很少的位置,但學生寫了很多東西,在思想領域上擴闊了。

「日常邊界」展覧現場。下道基行作品《14歲與世界與邊界》將十四歲少年們的故事,摻揉了報章裡成人世界的日常事件,並於《星期日明報》連載。(圖片來源:大館當代美術館。攝影:關尚智)
教育是?
「宏觀地看,天台塾的活動比較短期和獨立,而人的教育是一件很長遠的事。
──蕭錦權,中學視覺藝術老師

騫:買一棵菜時如何與人溝通,可能已經達成交流的教育。例如觀察到有個嬸嬸是較爲粗魯的,而在她旁邊的叔叔則是比較溫柔的,他們用甚麼方法去找換零錢等,也許已達成某種交流及教育。所以,我認為藝術教育是如何去觸碰自己和他者各自的特質,並如何去磨合。

每個人的獨特性可以透過藝術的語言而產生多樣的變奏,如何令學生相信自己的不同面向與可能性,我相信是「信任」,無論是作為藝術家、家長、老師、學生的身份,其實是互相建立一種信任。信任的意思並不代表要相信我所說的一定正確,而是相信大家是共同在探索某些東西,一起前進。因此,我相信的藝術教育是很簡單的一件事,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我覺得老師是可以被挑戰的,這亦是有信任作為基礎,才能夠發生的事情,同時亦打破了老師和學生之間的隔閡。我並沒有看待他們為學生,在我心裡其實是想刪除「學生」這個詞。「學生」這個名稱,純粹令我有一種責任感。於我而言,自己純粹是比起他們擁有多些許經驗。

蕭Sir:教育宏觀及長遠地看其實是「人」,我們如何教學生做一個對得住自己的人,其實就是關於「人的教育」。藝術是認識自己、聯繫自己與他人的手法,藝術教育到最後亦是不斷發掘自己,將自己連結到社會和其他人的手法。所以,於我而言藝術教育最重要的元素是「人」。

攝於「貳紙」其中一次考察活動,參與學生即興跟一群菲律賓人共同起舞。

回顧自己十六年的教學生涯,在第十六年時我不斷提醒自己,作為一個老師並引以為傲的是——我的學生每個都有其獨特性。我很少告訴學生自己太深入的情感和感受,我會釐清老師的身份和自己,我不想影響學生太多,因這未必是好事,而且容易變得單一化,這亦是我對於藝術的看法,在藝術的領域需要排除單一化。

吳珈蔚(Gloria老師),中學視覺藝術老師:我最初投身教育時沒有想過會教到那麼久,有時看到自己的想法如何影響學生,我又會掙扎自己是否給了一條難走的路予學生。學生們會不會做了律師或醫生後,將來的路會更容易走呢?但是我暫時都堅持着的,希望社會會有少少改變,容許學生運用他所學的。

Banana:藝術是啟發,但是我不確定「啟發」是否等同「教育」,啟發可以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是教育好像是一樣很正經的事情。

藝術可教不可教?

「藝術可教,但沒有人很知道如何教。」——《藝術不可教》詹姆斯.艾爾金斯 "Art can be taught, but nobody knows quite how." —— James Elkins, Why Art Cannot Be Taught

Janet:藝術本身是不能被定義的事物。假設有老師批評你的作品,他/她會說「這個地方我認為你做得不太好」,可是你總有一些自己的堅持,只不過是在他/她心目中你做得不夠好,但他並沒有說你是錯的。藝術沒有對錯之分,因此它不能被「教」,而是由你自己去學習和決定。 鄭老師:藝術如果不能被教,老師的存在價值就很低。我看見有些藝術老師不斷教授技巧,我會很清楚在技巧上一定能教授的,學生會在技巧上有進步。但是我比較偏向在學生的創作中,稱讚他們的可取之處,讓學生尋求更高的境界,但是我沒有直接教他的。創作很難教,需要自己發掘,這個情況下藝術是否不能被教?我又不認同。我會尋找學生的優點,然後將其優點放大來教。我覺得教學是引導,或者同行。

蕭Sir:藝術是需要「教」的,但當中的有些東西不能言傳,只能領會,而這種領會程度亦因人而異。我會認為這仿似心靈與心靈之間的交流,有些人的共鳴較大。

Queenie:如果沒有被教,很多人會不懂得觀賞藝術。參觀展覽時經常都會聽到有人説「藝術你識條鐵咩」,這些人就是沒有被教。

當下的正規教育
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發展 Developments in Visual Arts Education in Hong Kong (1995-2020) https://time.graphics/line/382892

Janet:進入到中大藝術後經常會聽到師兄姐告訴我們「進入藝術系之後你就要放下之前的一套」。為甚麼要放下?那我學來有何用?既然你說它是藝術,為甚麼學習後又要放下,整件事很反智,中學時稱為「藝術」的,深造時卻要我們放下之前所學的「藝術」,所以我不會想成為藝術老師。

Queenie:我覺得學校老師要顧慮的東西太多,例如他/她可能要專注學生能否做好一件事情,而並不是學生是否有自己的想法。外面的藝術教育,例如天台塾,他們做的東西是專注於學生自己想做甚麼作品、有甚麼概念、怎樣令整件事變得更加有趣,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分別。可能中學老師會怕學生太過跳脫或者脫離了老師的控制範圍,因為時間緊拙,我們要做四份作品呈交DSE考試,如果失敗了,就要用更多時間去做作品,所以老師不想我們犯錯。 阿紅: 我覺得教育很難避免由上而下(top-down)的關係,因為教育就是由一個人去授予其他人知識。但藝術有很多不能夠被定義的事情,單單是「甚麼是藝術」已經是一個富爭議的議題,所以教育者需要是一個思想開明的人才可以面對到不同見解的學生。

Ocean:在一些教育場所,例如學校,能夠交流已經很難得。有時教師認為他的責任就是傳授一些知識,而學生能夠接收到,已經達到了目的。那麼在教室裡人同人的交流存在嗎?能否多一點關於生活的分享?我認為要做到才算是教育。我在兆基創意書院教書算是彈性比較高,但也不一定做到,因為連了解學生都不夠時間。一邊做藝術教育一邊反思,我是不樂觀的,假設要老師每天有一段時間聆聽學生分享,老師情緒上又能否處理呢?如果連學業問題都未處理到,哪有情緒上的空間去關心學生?對我來說在學校場景中就會有這些煩惱,難以有理想的時間去交流。

Gloria老師:所謂一件藝術品做得好不好,不只是最後成果好不好,而是過程中學生有沒有思考。通常做得好的學生,到最後都沒有選讀藝術。在中學,學生選讀科目、決定未來工作,這是一個挺大的考慮。只要有考試,學校中的藝術教育都會依然是這樣,不會脫離到這個模式。但是長遠來說,要將藝術融入教育,不只是一個科目的事情。

蕭Sir:若你問我正規藝術教育最大的框架是甚麼,那就是早在中四時已經將學生分流,他/她是走創作路線,他/她是一個非視藝學生,我們其實需要更普及性的藝術教育。現在學校利用中四的其他學習經歷(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OLE)課堂講授手作相關的知識,與文化藝術不太相關,學生亦視這類課堂為放鬆作用,很多學校亦有此取向。尤其現在已釋放了部份課時,這些課時可用於高中學生做文化研究面向的計劃,未必需要創作作品,可能偏向文化研究的手法。正是這一部份的缺失,令小朋友在中三後便與藝術文化斷裂,下一次與此有關係時可能便是與金錢掛鉤,有些學生會認為文化和創意是一種產業。當然框架不一定需要被打破,所有事物應有其結構。若打破了亦帶來另一種極端,學生不知道自己學了甚麼。

鄭老師:現在中四於通識教育的課時大大減少,很多學校會加入「藝術發展」這一科。這一科彈性很大,講授文化的課題。其實自從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有新的考試制度之後,學校已經很理想地想加入這一科。有些學校會將這個科目與其他學習經歷(OLE)融合,去參觀藝術館、聽歌劇、聽音樂會,或者將這個科目與戲劇教育、電影欣賞融合,其實是百花齊放,所以我覺得高中生不是少了藝術教育的。

天台塾的教育
「天台塾或是『亞洲種子』與香港主流教育最大的分別是不用主流的時間維度去量度成效。」 ——王天仁,藝術家

天仁 : 香港的主流教育太潰爛,任何人都會做得好過香港教育。「亞洲種子」中,最深刻是「時間」。天台塾或是「亞洲種子」與香港主流教育最大的分別是不用主流的時間維度去量度成效。因為我們給予的不是能夠有即時反應、即時成果,例如教授藝術技巧時,不是專注於完成度,而是重視有沒有拓闊參加者的世界觀、價值觀,怎樣看待人與事等等。在「亞洲種子」中,我覺得是有發揮這種效用的。

第四期「亞洲種子」,學生們為拍攝關於新舊印刷術的定格動畫錄像在上環取景,他們成功獲得印章攤檔店主批准於店內拍攝。

最近其中一位「小種子」Banana,帶男朋友來找我。因為先前黃宇軒在合舍做了一個活動,Banana是其中一個參加者,我們就相認了。當時Banana分享對「亞洲種子」的感想,指她現在才懂得消化當時經歷的事,例如藝術家的分享與教導。當年參加了台灣遊學的五個種子,後來有四個都在讀與藝術有關的科目。

Ocean:在香港,做教育時經常想要結果,例如要培養專業人才,激發潛能,甚麼甚麼的。像「亞洲種子」這些教育計劃能夠開闊學生的視野,與此同時你很難去衡量它的效用。我們其實不應該用有多少人在藝術產業來衡量,若果要審視香港藝術有多好,應該是在產業外有多少人成為了藝術的觀眾,我認為這些東西是重要的。 阿嵐:學習技術是很容易的,你喜歡甚麼技術,可以付錢去學。但是教育更加重要的是表達自己的聲音。當時我在兆基創意書院讀書,老師指出在這個所謂理想的空間,其實是受保護的空間,即使你犯錯,大家都會包容、解釋和引導,所以老師鼓勵我們在書院中犯錯。所以我覺得教育的實踐,在這裡(天台塾)我也感受到的是,你要讓學員以他/她的語言去表達。這是我完成大學,出來工作後,再一次重拾學習的初衷。 Jaime:我在天台塾中最特別的感受就是參加者可以近距離地接觸藝術家。這些藝術家在計劃中的角色不是由上而下,不是單單以一個傳遞知識的角色去展示概念給參與者,而是以未能想像到的方式讓他們參與其中。例如在「日常邊界」,鄧國騫的作品《懶腰》,參與者與阿騫的助手都可以參與在創作中,又有些人在討論中貢獻。

Gloria老師:有學生告訴我在參與天台塾後面對很多掙扎,我覺得是因為天台塾種了這個種子在她身上,她知道了藝術可以是怎樣的時候,而在學校可以做到的東西卻是很有限,或者是學校的老師或校長對於藝術的認識都是很有限,當你身邊大部分人都不明白你在做甚麼的時候,你一路做藝術的過程便會有很多掙扎。

但我覺得學生在天台塾得到的經驗是好的,學生可能會經歷掙扎,但再過十年之後,這些經歷可能會發揮作用;但是若果一直都不給予這些經歷的話,掙扎就必定不會發生。